马上隔桌趋前伸过手来。”

　　“白鸟在日本史学界，被捧得如太阳，如何对陈先生如此佩服、尊敬呢？他说了，他研究中亚史问题，遇到困难，写信请教奥国学者，复信说向柏林大学某教授请教，而柏林大学的复信说应请教陈教授，当时钱稻孙度春假来日，正住隔房，他说可以代为求教陈教授，钱的春假未完，陈教授的复信已到，而问题也解决了。他说如无陈教授的帮助，可能至死不解。”

　　整个故事听完。

　　苏亦只能感慨，陈寅恪先生牛掰。

　　陈寅恪先生确实牛，牛到近乎被神话的地步。

　　当然，也不是所有人都喜欢陈寅恪先生的学问，尤其是对他的考究之学，觉得太过于细碎拖沓。

　　至于沙畹，一个法国人，也没啥好说的。

　　周一良对曰本的诸多学者如数家珍，苏亦也不意外。

　　因为，周一良对日本史和亚洲史造诣尤深，苏亦是知道的，1949年以前曾讲授日本史。建国后，他创设亚洲各国史课程，培养了一批亚洲史及日本史的教学和研究人才。

　　毕竟，他1939年到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，入远东语文系，主修曰本语言文学，并学梵文。太平洋战争爆发后，兼在哈佛大学陆军特别训练班教日语。1944年获博士学位后，还担任了一年多的哈佛大学日语教员，直到1946年才回国。

　　所以，在五十年代，周一良还经常出访曰本，甚至有曰本人过来访问，还担任过日语翻译，他的日语水平以及曰本史的造诣，在国内的教授中，绝对算一流的。

　　至于周一良，一个早年间研究魏晋南北朝史的人，为什么在五十年代突然研究亚洲各国历史，就跟当时的国家大环境有关系了。

　　因为刚建国，国际大环境并不是很好。

　　国家需要学者研究亚洲各国的历史，这个时候，周一良就被选中了。

　　当时，教育部鼓励各高校尽力开辟亚洲史的研究和教学新园地。周一良、跟丁则良二人都因功底深厚、路数宽广，较之他人更易改换研究方向，而被优先选中。

　　当然，上面首先是看中的是他们两位可以割舍旧爱，另起炉灶，接受新任务。

　　大局底定，旋由教育部组织人力，编写亚洲各国史大纲，周一良受命主持其，并负责古代部分的编写；近代部分的编写则落在丁则良先生的头上。这个工程搞了好几年，从丁先生手里出来的文稿，大受周一良的赞赏。

　　实际上，从周一良日后担任的职位就可以看出来，他那段时间的研究方向。

　　1952年以后，任北京大学历史西教授，兼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、亚洲亚非室教研室主任、历史系副主任、主任，多次到亚洲、欧美等国家和地区讲学和进行学术交流。

　　在关于佛教史，西域史方面，苏亦多少还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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