赵佶翻看本朝田赋的数据，感觉十分不真实，赵佶随即命人调取本朝田亩的数据，结果大吃一惊，大宋刚刚建国时，太祖皇帝开宝末，天下垦田二百九十五万三千三百二十顷六十亩。到了太宗朝，至道二年，垦田三百一十二万五千二百五十一顷二十五亩。

　　在真宗朝大宋的田亩达到最高，天禧五年，垦田五百二十四万七千五百八十四顷三十二亩。到仁宗朝，天下田亩之数，下降到一个令人咋舌的地步，皇佑中，垦田二百二十八万馀顷。也就是说，大宋在没有外敌入侵，丧失领土的情况下，平白减少了一半，用脚趾头想也知道这些田亩到了哪里去了，总不能都是被水冲了吧。

　　到神宗皇帝继位，任用王安石推行方田均税法，清丈田亩，增加财政收入后，国家的田亩也大幅度增加。到元丰年间天下总四京一十八路，田四百六十一万六千五百五十六顷，内民田四百五十五万三千一百六十三顷六十一亩，官田六万三千三百九十三顷。这个数字，还是比真宗朝少了近七十万顷土地。

　　也就是说，大宋的老百姓辛辛苦苦几十年，国家的土地还少了七十万顷，被狗吃了。田赋折算成钱财数量并不算大宋赋税收入的大头。但是对于赵佶来说，确是十分的重要的一部分，田赋是征收的实物税，国家的漕粮、禁军的军粮、战马的草料都是要从田赋里出的。

　　消失的田产去了哪里，赵佶不用猜也知道，都是在地方豪强的手里，被他们诡寄转嫁到百姓身上了，北方如此多的流民，和他们脱不了干系。当然这是大宋的宿疾，土地兼并和官僚勾结，导致耕地减少。宋朝的国策是“抑武修文”，赵匡胤利用“杯酒释兵权”解除了武将的兵权，叫他们回家广置土地，传承子孙。所以宋代自开国便滋生了一批大地主阶层，这些人不断兼并土地，再通过与地方官府勾结，隐瞒兼并或开垦的土地，从而导致官方耕地数量减少。

　　赵佶重点查阅了三司的资料，计算了每路户均土地面积，其中京东路、京西路、河北路、河东路等传统农耕区的户均耕地面积低于25亩。南方福建路、利州路、广南东路和广南西路的户均耕地更是低于10亩。北方25亩、南方10亩在大宋显然无法自给自足。

　　范仲淹在《上执政书》中提到“窃以中田一亩，取粟不过一斛。”粟的出米率为60%，则1亩耕地可得0.6斛粟米；如果是小麦，不需要脱壳，差不多仍是1斛。南方的土地出产倍于北方，也不过每亩2斛。按一家五口，人均年吃粮400斤计算，从下表的度量衡可以看到，宋代1斛米重98斤，因此1户百姓一年至少要20斛口粮。老百姓除了口粮，还要交税（按十税一）、留有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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