尤金光问:“你怎么会这么想呢?”
恐有德说:“你还记得汉景帝的削藩论吗?也就是晁错的必死局:削藩策只是诱因,真正断送其性命的是他的变法意图
景帝前三年春正月(公元前154年),汉景帝刘启派遣中尉张嘉,召御史大夫晁错入宫议事。如今正值战时,吴、楚七国因削藩策俱反,前方战事吃紧,皇帝经常召见自己的老师晁错共商对策,这也是常有的事。
晁错奉诏后不敢怠慢,一丝不苟的换上朝服,随中尉上了马车,往未央宫而行。但令晁错意外的是,马车在经过长安东市时,中尉陈嘉忽然勒令停车,并在晁错错愕之下,拿出另一道诏书,数落晁错“亡臣子礼,大逆不道”的罪过,令腰斩弃市。
随车的卫兵立刻将晁错拿下,当即于东市行刑,这个与贾谊齐名的一代名士,就此惨遭刀斧,命丧黄泉。而且他也成了大汉开国以来,第一个身穿朝服就戮的三公高官。
对于晁错的死,事后不仅汉景帝懊悔,历代的文人墨客也无不惋惜嗟叹。但不论汉景帝如何“喟然长息”,也并不能丝毫改变晁错的必死困局。
表面上看起来晁错死于削藩,可实际上身为汉初“新法家”的旗帜人物,晁错的死还有更深层次的因素在里面。
这咱们不得不说这个晁错与法家。
三国时期的思想家刘邵,在其著作《人物志·流业》中道:建法立制,强国富人,是谓法家,如管仲、商鞅即是也。
“建法立制”是法家的标志,但这绝不是我们今天意义上的“依法治国”,它本质上还是为了实现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,而在人治基础上实行有限的“法治”。
法家思想兴起于战国初年,李悝变魏法可视之为发端,而商鞅又进一步将其发扬光大,最终在韩非子手中才集大成。
秦国之所以能“吞二周而亡诸侯,履至尊而制六合”,法家居功至伟。“厉行农战”、“严明法度”、“尊君抑臣”是当时法家在秦帝国践行的施政方针,也可以称之为法家的主要思想内核。
但一统天下的大秦帝国二世而亡,处于统治地位的法家也遭受毁灭性打击。新生的汉王朝在反思前朝速亡的经验教训上,一致的认为秦因苛法败亡。
政论家陆贾在与汉高祖争论如何治理天下时,曾道:“乡使秦已并天下,行仁义,法先圣,陛下安得而有之?”
汉之所以得天下,正是秦严刑峻法,百姓不堪其苦,才有陈胜吴广的振臂一呼,天下响应,为后来刘邦,建立汉朝,创造了条件。
在《新语》中,陆贾进一步阐述:“李斯治法于内,事逾烦天下逾乱,法逾滋而天下逾炽,兵马益设而敌人逾多。”直接将法家指认为秦亡的元凶。
因而汉初的治国之策中没有丁点法家的影子,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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